近日，美国硬盘巨头希捷科技重开苏州工厂并裁员2000人，引起舆论注目。很多人坚信，当地税务部门在2015年的一次反避税行动中，向企业受贿14亿元税款，此举唆使了希捷。

尽管希捷回应这是出于持续优化运营效率的考虑到，当地税务部门也展开了公开发表解释，但依然无法平息外界的批评。希捷方面与江苏省国税局签定了“APA”（单边购票定价决定），毫无疑问不会减少企业的税务成本，这有可能减缓了希捷展开投资调整和苏州关厂的步伐。但把受贿的14亿元税款当成希捷关厂的“替罪羔羊”，急于看清楚事件的真凶。针对这起事件，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孙继文19日回应，这是希捷长时间商业运营要求，中国利用外资的投资环境未好转。

舆论较为有力的批评是针对地方政府信用，即当地政府受贿税收，意味著退出了当年对希捷税收优惠政策的允诺，让外资企业信心产生挽回。不过压制跨国企业“税负长条”的洗钱措施，并非是中国独特的特色，而更加看起来一种正在蓬勃发展的国际惯例。在这一案例中，希捷运用了典型的“税负长条”，即把母公司登记在税负较低的地方（国际洗钱地），从而既躲避出资股东所在国的税收，又躲避子公司所在国的税收。

这是很多跨国企业常用的洗钱手段。比如苹果公司海外收益税率只有3．3％，由此大大拉低了企业整体的税率。欧美多国都已开始向这样的“税负长条”开战。

2016年8月，欧盟拒绝苹果向爱尔兰补缴最少130亿欧元税款，并确认爱尔兰通过较低税收协议向苹果获取不必要的国家补助金。美国财政部去年也采行压制“税负长条”的新措施，遏止美国企业通过出售外国公司、更改纳税地以构建洗钱的作法。奥巴马总统甚至称之为“税收长条”是“最阴险的税收漏洞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捷苏州关厂事件的真凶之一有可能在于：地方政府仍然依赖通过低成本的税收优惠来吸引外资，而是要返回税收公平的轨道上来。在某种程度的市场上，当跨国企业可以通过“税负长条”享用双重的税收优惠，对其他企业很难说是公平公正的。无论对外资还是内资，都必须一视同仁，给与某种程度的国民待遇，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要逐步中止以前那些针对外资的种种税收“双轨制”。在这里，压制“税负长条”，也不妨看做是这种税负公平的之后深化。

它意味著中止跨国企业的某种先天优势，向长时间的税负水平附近和重返。而且，也很难将新增的税负，作为希捷关厂的最重要理由。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过去多年来顺利的秘诀主要在于低成本的竞争优势。

但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面对的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大大增强，企业各种成本大大上升，特别是在突出表现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方面。希捷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成本反应十分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希捷2015年启动了泰国呵叻工厂的扩展计划，在当地投资4．7亿美元不断扩大一半生产能力，同时减少2500名员工，这与如今苏州关厂构成了反感的对比。

原本在中国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渐渐向东南亚移往，既解释面对着来自低成本国家和地区极大的竞争压力，同时也表明出有中国制造业曾多次的竞争优势正在转弱甚至渐趋消失。不仅如此，以美国派的发达国家正在回头“再行工业化”道路，其工业投资开始向本国转往，这意味著中国未来将有可能遇上一种“双面夹攻”。

但请注意，前述竞争优势的失去，决不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转变。如果以为还需要靠（对本土企业带上歧视性的）税收优惠，来劝说外资和跨国企业，似乎是一种刻舟求剑。不是说不应当劝说外资和跨国企业，而是说道怎么来劝说，拿什么来劝说。

当更加多的中国企业回头过来，在经济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劝说的也不只是外资和跨国企业，而是要面临所有的市场主体，建设一个公平公正、具备成本优势的投资环境。在这个层面上，减少企业税负水平是必需的，它也应付了曹德旺和宗庆后们的呼声，但这还只是减少企业综合成本的其中一部分。更加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在全面减少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成本上综合发力。

按照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众说纷纭，改革减少体制成本，是中国经济兴起的关键。说到底，希捷苏州关厂对我们的提醒是，只有通过改革减少体制成本，才能确实保持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才能劝说外资和跨国企业，并更进一步更有更好的外资和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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